[破報]《閱讀左派》社會運動就是「運勢而動」！─西德尼．塔羅的「鬥爭政治學」（上）

《閱讀左派》社會運動就是「運勢而動」！─西德尼．塔羅的「鬥爭政治學」（上）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如果沒有充足的理由，人們是不會……去參加社會運動的」～西德尼．塔羅

爆發於緬甸首都仰光的「袈裟革命」，處於重整與再集結的臺灣「樂生運動」，說明了「現代新社會運動」並沒有在強大的全球資本主義和「M型－雙頂」的官僚資產階級面前低頭認命。不同於「袈裟革命」採取傳統舊式的鬥爭手法，臺灣樂生運動利用草根媒體和網路連結等新工具，建立自主性的政體模型和鬥爭機制，這不僅充分吻合了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的「集體鬥爭行動」的理論，也標誌了「臺灣新社會運動」的到來。「新社會運動」不同於群眾運動(mass movement)－傳統意義的暴民反抗或「瘋民政治」(democrazy)，亦不同於「市場－公民」、「代議－遊說」的社會(請願)運動，它強調組織資源與政治時機，通過所謂「電子政治參與」和認同建構，打一場反扭曲、反冷漠的「新價值戰爭」。

社會運動：政治機遇結構
目前任教於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系的西德尼．塔羅，長期致力於社會運動之「動力結構」的研究，早年以《義大利南部的農民共產主義》(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一書成名，而後再將社會運動的重心置於「政治機遇」和「個體選擇」的研究之上。由於社會運動總是一種「以寡擊眾－弱者對抗強勢」的鬥爭，所以它必然涉及參加社會運動的風險與成本，以及對這種成本的邊際性計算與選擇，所以塔羅著重於一種「動態－機遇」的運動觀，強調資源、組織、聯繫、認同之間綜合的關聯性。塔羅將此定義為「鬥爭性的集體行動」(contentiously collective action)，它包括「建立組織、闡明思想、聯絡和動員支持者、加強成員的自我發展和構建集體認同」等等(註1)。塔羅著作的核心主題，就是通過對這些行動要素的闡釋以建立一個社會運動的理論框架。

塔羅批判了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致命弱點，那就是為什麼一個應該造反的群體卻經常不去造反？馬克思既無法解釋為何工人會受到「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的矇蔽而怯於革命行動，也無法解釋究竟誰有能力創造工人所需的階級意識。列寧的「先鋒隊」雖然解決了革命領導權問題，但自覺而先進的革命精英和滯緩而薄弱的工人階級之間，往往造就了更多的盲動與燥進，形成一種「製造革命」的失敗局面。葛蘭西(A. Gramsci)的文化霸權雖然填補了馬列所欠缺的文化意識，但依然缺乏政治條件的機遇要素。在塔羅看來，無論是馬克思的「怨憤理論」 (grievance theory)、列寧的「資源動員理論」或葛蘭西的「認同構造」理論，「他們都沒有詳細說明：在何種政治條件下，資源貧乏且受到剝削的工人可能被動員起來，為自身利益採取行動，我們將之稱為政治機遇和限制(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的問題」(註2)。

塔羅所說的「機遇」是指一種政治性的鼓勵機制，「一種鼓動人們投身鬥爭政治的一貫的政治鬥爭因素」，所謂「限制」，則是指阻礙鬥爭的因素，例如「鎮壓，以及當權者向造反者展現統一陣線的能力」。這是一種類似經濟學上理性選擇的概念，它涉及個體介入社會運動時的「損益評價」，但它更接近於一種在當權者與造反者之間實力對比的概略性估算。「政治機遇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tructure)這一術語不應該被理解為必定會造成社會運動的不變模式，而應該被理解為暗示鬥爭政治何時會出現的一系列線索」(註3)。作為一種潛在性的因果性線索，掌握政治機遇在「時間／資源」上的策略點，不僅意味著降低集體行動的耗損和代價，也是使不滿、憤怒、反抗轉化成鬥爭行動的關鍵。

鬥爭政治：周期擴散－外暈效果
貧困、不滿、反常心理以及不利的社會經濟因素，未必就能造就持續有效的社會運動。同樣處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工人採取激烈的罷工來應付危機(任何人都知道這只會加深經濟危機)，而英國與德國的工人卻保持沉漠並忍受煎熬(任何人也知道這將使危機持續下去)，這其中的差異就是政治機遇的不同。塔羅主張一種「機遇轉化論」，以蘇聯的「自由化運動」為例，當時一些「民間社團」紛紛成立，例如一個專門調查斯大林暴政的「備忘運動」，一個專門調查人權事件的「公民尊嚴」團體。加上戈巴契夫推行「新思維」運動，放鬆了政治監控與軍隊干預，葉爾欽推動了共黨與自由派的對話與溝通；就在此時，蘇共內部發生「民主論壇派」與保守派的分裂，隨後，獨立的煤礦工會和罷工權被默認，城市示威沒有受到鎮壓，這顯示國家威嚇能力已明顯下降，人們開始看扁政府並認定「有機可趁」，於是一場導致蘇聯解體的革命運動終於爆發。

蘇聯解體的經驗證明了至少5個政治機遇因素，一是開放新的社會行動者參與政治通道，二是政體內部進行重新的調節(政治或經濟的創新與改革)，三是有影響力的「盟友」出現，四是高層發生分裂，五是國家鎮壓力的減弱和鎮壓意志不一致(註4)。蘇聯自由化運動說明了一種鬥爭政治上的「周期擴散－外暈效果」，它是鬥爭政治史上千載難逢的典型機遇。

同樣的，臺灣「樂生運動」也面臨塑造政治機遇結構的關鍵時期。依據《破報》的報導，「目前Google搜尋樂生會得到533,000個連結，搜尋 lo-sheng會有160,000個連結，用部落格搜索引擎search.blogger.com，可以找到7,784個有樂生相關資料的部落格， flickr.com上有10,596張樂生照片，而youtube.com網站，共有98隻關於樂生的影片，部落格在樂生運動議題上，集體創造有別於主流文化的另類媒體平台，建立強大社會運動的正義發起機制，回應主流媒體的冷漠與扭曲，迎戰社會偏差價值觀」(註5)。顯然，臺灣樂生運動目前採取的是一種自體發聲的、反主流的媒體戰，但顯然也缺乏建構自身成為一個臺灣新社會運動之領航性的理論動力，缺乏以全國性的組織部署來襯托已經十分熱絡網路聯結效應。

參加社會運動並非都是萬不得已或無可奈何。塔羅糾正了傳統上把社會運動看成走投無路的犧牲、破斧沉舟的反撲、沒有希望的奉獻等等刻板印象，實際上，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集體行動往往提供參與者相當的收益。但這並不意味人們總是隨性、簡單地參加集體行動，沒有人會參加註定失敗或成效甚微的社會運動。有時候，人們介入集體行動像似參加慶典或儀式，從參與和投入中獲得一些生活的激勵和動力，但這首先必須降低參與者的孤立感和參與成本，必提供支持者在「機會成本」上具有「正值」的行動合理性和效益可能性。在此意義上，運動領導者的「意識形態構造工作」至關重要。塔羅借用了一個「認知熱」(hot cognition)的概念，說明組織者必須學會構造激勵意識，懂得劃清敵界線並為「敵人」塑造負面形象。

集體行動客觀上具有「記憶動員」(mobilization of memory)和「文化銘刻」(cultural inscription)的效用，它不僅積累成為社會知識庫，並且把行動經驗塑造成具有傳承性的歷史記憶。在現代社會運動的觀點下，意識形態不再被看成超驗性的元敘事，而是一種用來動員憤恨、識別敵我、建構形象的記憶政治工程。另一方面，社會運動還涉及廣泛的意義與價值的設定、構造與攻防。換言之，集體行動不僅是街頭吶喊，更不只是與警察拉拉扯扯，它最終涉及意義論辯和價值論述的爭奪。(待續)

註1：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吳慶宏譯，《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南京：譯林，2005，頁4
註2：《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17-18
註3：《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27
註4：《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102
註5：《破報》復刊4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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