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妥協？都該誠實。

面對各式各樣的不合理的事情，我們總有各種方式可以因應。馬克思應該萬萬想不到，一來，上層階級不會完全壓迫人民，而且會發展出各種文化讓受壓迫者順服二來，反抗並不只有完全地起來革命這種方式，妥協、逃避甚至順服，有的時候也可能是某種程度的反抗。那麼到底誰順服？誰抵抗？如何界定？

大一開始我身邊就多的是所謂的“熱血青年“，每一位都比我激進的多，我與他們的差異總是讓我感到焦慮，到底我骨子裡是不是一個掛著批判的死右派？當他們不斷地與體制挑戰，不斷地積極反對各種不合理的事情，我總是消極的許多。 此外，對於女性主義的爛實踐，也常讓我懷疑自己的能動性。

大四修質化研究方法時，讀到一篇關於討論“反抗“的文章，終於給了我一點方向：一個行為是否算得上抵抗，不能只看客觀的行為，而必須去了解行動者的主觀思惟，不是說只要罵了、批判了就算抵抗，也不是說不抗爭、不反對，就是順服，還必須要看到行動者對其行動的主觀詮釋，也就是要看行動者自己為什麼這樣選擇？

除了客觀行為、主觀詮釋之後，還有一點，那就是看當時的社會脈絡，畢竟人不能脫離社會文化，還要看一個人身處在哪一種社會，在民主社會，走上街頭反對一個政策可能叫做抵抗，但在威權社會，也許上網抒發感想就算。

回到小美的事件上，我覺得正是一個好的反思：身處在民主社會，作為肩負監督政府的記者，面對突然把門關起來不給採訪的環保署，記者到底反抗不反抗？抗議不抗議？

我並不認為當下強烈抗議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它的的確確是種抵抗，行動者主觀也這樣認定。
更重要的是，我並不認為當下不抗議絕對是種順從，但是，我害怕的是，當下選擇離開的記者，有些人是“根本不覺得“自己應該反抗，根本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或者，選擇離開的記者，是否，真的有決心用其他方式抵抗？
或者，選擇離開的記者，是否，理解到自己對於挑戰權力的恐懼？

在台灣、民主社會、一個生態環境長期被財團利益犧牲、一個環評委員受到質疑的會議，在這樣的情境脈絡下，我們到底可以如何來看失禮抵抗的記者／得體退席的記者／採取其他方式因應的記者／環保署／報社老闆／事後指責的專業記者／加以分析評論的學者／熱烈討論的ａｂｃ／漠不關心的甲乙丙 ..... 到底誰抵抗了？誰順從了？抵抗了啥？服從了啥？

每個人都可以說自己的選擇會是什麼，也沒有對錯，畢竟每個人的處境、立場都不同，每個人願意與權力妥協到什麼樣的程度也不相同。重要的是，理解自己的選擇，也理解他人的選擇。

不過，再進一步，並不是虛無化地淪為無所作為，無所批判的假尊重，我還是認為最後仍然應該把問題的焦點放到最重要的權力關係上，小美的行為是與不合理制度最強烈的抵抗，笨也好，失當也好，至少，比起其他篇的報導，“環保署跟報社低劣的行為“在此顯現的一清二楚。

積極抵抗與衝撞的人，總是會遭到一些批評，因為“不知妥協“，然而這樣的不知妥協必然有其正當性，當我們從正義的角度來看時，(我這裡的正義，並不要無限上綱到多偉大的正義)，而是從“適當的行為“來說，當政府的行為“不適當“的時候，反抗者“不適當“的行為，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

我必須說，這件事情，我們如果不去要求政府必須正視，不去譴責自由時報，我們就同樣是容許我們的政府為所欲為，也提高了更多有心的記者的採訪難度，也默許了報社棄守監督權力的角色。

我相信可以有一個、兩個、三個了不起的記者可以修理政府，讓它懼怕，可是，我們應該要的是一個保護十個、二十個、三十個記者監督政府的權利。以及，給敢於挑戰體制的人更多勇氣與鼓
勵。

擺在核心問題之後的，當然也應該要有檢討與批評，不過我總認為有價值的批評，並不會來自於該被挑戰的權力者，以及順從者。